金沙娱场城1991-首页(欢迎您)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共产党德治思想历史演进的三维考察
发布时间:2022-02-24     作者:   点击量:   分享到: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10期刊发我院王永和教授文章:《中国共产党德治思想历史演进的三维考察》。

原文如下:

[摘要]德治思想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发挥德治的价值和功能,形成、发展和丰富了系统化、体系化的德治思想。在社会功能的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德治由治党治军育人“生命线”向兴国强国之魂的升华。在战略地位的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德治由社会特征、治国方略向制度优势的飞跃。在治理方法的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德治由理论武装、思想引领向落细落小落实的深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德治思想;社会功能;战略地位;治理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9-2528(2021)10-055-007

DOI:10.16580/j.sxlljydk.2021.10.009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着一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为一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服务的、人们共同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的核心内容是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P168)德治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当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方式的德治即“以德治国”其意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使全体人民自觉遵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共同维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秩序和和谐友好人际关系的治理实践活动。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2](P1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部署了“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3]

的任务,赋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以新的使命任务。回望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道德支撑。在“两个一百年”交汇之际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之年,回顾追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德治思想的历史演进,深刻总结历史规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历久弥新的思想引领、价值导向和道德支撑,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是一个理论上、实践上极为重要的课题。

一、社会功能:由治党治军育人“生命线” 向兴国强国之魂升华

社会功能,是德治在社会系统中所具有的能力、功效、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在如何看待道德的功能和作用上,中国共产党既反对“道德无用论”,也反对“道德万能论”,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注重发挥道德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调节作用和对人的教育引导作用,开辟了道德服务国家治理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德治中既具有主体地位,也具有客体地位。主体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组织德治的重任。客体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本身就必须是具有崇高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的组织,否则也不值得人民信赖。因此,德治首先要以德治党、以德治军。可以说,以德治党、以德治军、以德育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形成的重要法宝和优良传统。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尤为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军、治政、治国、育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探索德治在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党自身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领导组织开展德治实践,逐步生成和升华了德治的价值理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德治思想最早生成于“走什么样的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探 索中,运用于治党治军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历史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其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是沿着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前进的根本保障。在党和红军早期时代,党组织的先进性要求与客观上存在着的党的阶级来源的不纯性之间的矛盾,成为党自身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最大障碍。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反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封建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毛泽东深刻总结我们党早期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4](P214)的思想,进而实行党代表制度,把“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5](P28)强化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才使红军逐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1929年古田会议最突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解决了思想政治建设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的地位问题,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如何克服来自小资产阶级、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影响,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新型人民军队。抗战时期,毛泽东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著作、刘少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充分肯定道德是可以治世、可以育人的,强调要用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党和军队建设水平。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6](P1094)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必须继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全党,需要理论联系实际,需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继续做好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关于“生命线”理论、“支部建在连上”制度、思想教育作为中心环节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德治思想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为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严格以德治党、以德治政。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和敌对势力的围堵下,迅速恢复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熟知历史的毛泽东,时刻不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历史周期律,不断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不要忘记初心使命。毛泽东在解放军进京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就提出: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治国理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7](P11)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建设国家的工作,一点都不比战争年代轻松。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消极现象也逐步冒头,被查出的案件越来越多,案件性质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深刻指出:“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情,这些坏人坏事。”[8](P265)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干部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出现了问题。因此,要加强以德治政、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道德水平。毛泽东亲自下令调查张子善、刘青山案,对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和制度确立提供了重要的道德支撑。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环境中把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与以德治党、以德育民结合起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随着改革措施的逐步出台、开放领域和格局的不断扩大,思想道德方面的各种突出问题和党内腐败现象上升成为影响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明确提出党建目标和党建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什么样政党”的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十分重视把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与以德治党、以德育民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和德治实践。依规治党、依纪治党重在强调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德治党重在强调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修养,以德育民重在强调公民道德建设,培养合格公民。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党的组织和成员划定了不可逾越、不可突破的红线、底线,设立了道德高线,也为全体人民制定了道德规范。邓小平要求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他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9](P367)在“四有”公民教育目标中,邓小平认为理想和纪律最重要。他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0](P11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主题,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江泽民认为“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11](P264)要加强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胡锦涛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德治思想,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真理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为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

确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具体的行为规则,是新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分清美丑的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鲜明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把德治升华为兴国强国之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党的德治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2](P24)并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P578)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12](P578)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1](P40)“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P40)要求“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P16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P163)习近平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德治由治党治军育人的“生命线”升华为兴国强国之魂,赋予德治更高地位更大使命,是我党关于德治功能定位的新论断。

二、战略地位:由社会特征、治国方略向制度优势飞跃

战略地位,是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全局中所处地位的体现。中华民族素有“以德治天下”的历史传统和独有智慧。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经历过矛盾与摩擦,经历过无数患难与困苦,但始终能够保持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应当说,

这同中国传统的“德治”智慧和实践作用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吸取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智慧和实践遗产,给以批判创新、古为今用。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贯重视德治在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深化和升华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

第一,社会特征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道德建设继续作为重要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道德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在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最早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9](P367)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13](P26-27)“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P27)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确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重的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14](P1174)再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特征”的战略地位。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在全国各地各领域各方面广泛推动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治理论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治国方略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在2001年年初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提出,我们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15](P200)“以德治国”方略 的提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当代中国治党、治军、治政、治国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德治战略地位的新提升。

第三,制度优势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法纪和制度作为保证,思想道德教育就会空泛乏力。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关键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道德、作风问题也就难以解决。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P333)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加快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的建设工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总结了近百年来我们所积累的优势和经验,把“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6](P5)作为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明确了下来,同时也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部署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体系指明了方向。

三、治理方法:由理论武装、价值引领向落细落小落实深化

治理方法,是指为提高德治效果、实现德治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德治方法是达到和实现德治目标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组织、实施德治实践中,不断探索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目标、乐于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方法、手段、艺术,使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显现。

第一,注重理论武装。“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17](P249)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治国理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优势和政治优势。在中国共产党德治方法体系中,理论武装是根本的原则方法。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8](P24)这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和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根本原因。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就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中心教育内容。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发展,我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理论武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是确保德治立足中国大地,确保德治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思想前提。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9](P664)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2](P50)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20](P519)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是理论武装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必须融入新时代德治工作中,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20](P521)

第二,突出价值引领。从宏观角度(社会)看,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内核和灵魂,代表着该社会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规范性判断。从微观角度(个人)看,价值观是人们心中深层的信念、信仰、理想系统,在人的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导向、情感激发和价值标准的作用,构成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精神现象,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先导性、时代性、复杂性。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古今穿越、异质交锋、争夺群众特征越发明显,使得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十分重视社会主流价值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意志,引领社会风尚和公众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要求的集中表达,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指向。习近平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 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P16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发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P33)不断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的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

第三,实施“落细、落小、落实”工程。德治是一项系统性、立体性、复杂性工程,不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领域,还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方面,需要全体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和全民积极参与,需要从家风建设做起,需要从娃娃教育抓起, 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取得实效,是德治工程常讲常新、永无止境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德治任务和目标的落实问题,“落细、落小、落实”既是对党的德治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不断地与时俱进的创新。一是党风带动,家风助力。在国家和社会各领域中,党风政风的道德标准最高、要求最严、示范性最强、影响力最广,我们不但重视党风政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且重视党风政风对家风的影响。党风政风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和敬仰的榜样。注重发挥英模人物和道德模范的作用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模人物和道德模范是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是带动和感召群众、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在道德模范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品格、一种力量。2013年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讲话强调:“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做到“两个维护”,要对党绝对忠诚,要明大德、力量也是无穷的。”[1](P158)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守公德、严私德,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和改变社会风气。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对学史崇德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崇德,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21]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习近平关于学史崇德的明确要求,为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指明了方向。同时,在习近平看来,“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2](P355)因此他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2](P356)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2](P356)二是德法相济,共建和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为治国方略,但都不是孤立运行。没有法律支撑,道德底线易被突破;没有道德引领,法律无法实现善治。习近平立足于新时代,探讨和深化了对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他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2](P133)所以他强调既要充分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也要注重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2](P134)法律与道德同向同行、协调发力的国家治理方略与治理思路,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三是选树榜样,引领社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涌现出无数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1](P159)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地方陆续评选表彰了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民族团结先进模范”“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人物”“身边好人”“向上向善好青年”等各行各业各领域各方面的先进人物,形成了“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英模人物谱系。这些英雄模范人物身上,不但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而且还彰显了“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的当代道德理念,不但蕴含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而且处处闪耀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的丰硕成果。四是融入生活,润物无声。道德规范不是高高悬起、不可实现的教条,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生活化是德治落细、落小、落实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遍布机场车站、公园广场,遍布学校机关、企业社区,遍布大街小巷、农村边寨,映入群众眼帘,深入群众内心。文明城市、文明校园、文明社区、文明乡村、文明家庭、文明出游、文明乘车、文明就餐建设评比方兴未艾,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专业化发展、信息化支撑将一条条爱的小溪汇聚成爱心大潮。“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疫情防控伟大斗争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取得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力量源泉。

纵观中国共产党德治思想演进升华的主要维度,对德治社会功能、战略地位、治理方法的探索和飞跃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贯穿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贯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主客体上都有不同表征。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德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为引领,所以其科学性、民族性、先进性是鲜明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愿望的,需要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过程中,坚信而实践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1]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6-10(1).

责任编辑:陈绍辉